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在朱某等债权人与债务人A公司、刘某民间借贷案强制执行程序中，债务人A公司、刘某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后法院向债权人开具调查令，债权人持令在2020年6月30日获得债务人A公司（甲方）与债务人刘某之子刘小某（乙方）签订的《转让书》，《转让书》显示签署日期为2010年10月1日，约定甲方一次性将涉案土地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租金一次性交清，甲方自愿放弃该租赁土地上的一切补偿款及该土地的一切事宜，今后该租赁土地的一切事宜与甲方没有任何关系。2018年8月16日，刘某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某合作社（甲方）签署《非住宅房屋腾退解约协议》，乙方获得补偿款共计2000余万元，乙方在腾退范围内原租赁（承包）土地合同解除。

朱某等债权人认为《转让书》系A公司、刘某恶意串通，为转移A公司的财产和逃避债务所倒签，《转让书》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包括：《转让书》落款日期时，刘小某仅14岁，其作为未成年人，无偿受让工业土地使用权不符合常理；A公司未履行出让重大资产法定程序，既没有股东会决议，也没有在当年的公司年报中予以披露；既然土地使用权在2010年即转让给了刘小某，但为何之后仍由A公司占有、使用该土地至2018年拆迁。故，朱某等债权人于2021年6月21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撤销A公司与刘小某签署的《转让书》。

A公司辩称签署该《转让书》的背景为当时A公司的两股东刘某和马某之间夫妻关系存在矛盾，准备离婚，故商量把公司资产留给孩子（刘小某），所以当时在村委会签署了《转让书》，刘小某的签字由马某代签。马某称后二人并未离婚，签署《转让书》后仍由刘某和马某在案涉承租土地上实际经营，签署《转让书》时未签署书面股东决议。刘小某辩称其领取补偿款后，将全部款项均用于A公司的经营，包括偿还案外人借款、补发员工工资、支付货款、建筑款等。

债权人撤销权系合同相对性的例外，在合同双方之外的第三人无偿受让债务人财产权益，侵害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情况下，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合同对外发生效力，债权人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规定了撤销权的行使期间，虽有促使债权人尽快行使权利的立法价值追求，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和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基于这一立法目的，除斥期间对债权人的权利进行了限制，这是债权人为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作出的牺牲和让渡；但是通过对债权人权利进行限制的方式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应有合理的边界，该边界可以理解为应在维护法律秩序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利益衡量，不能使除斥期间成为债务人逃避债务的工具，随意否定权利本身，违反民法中基本的公平、诚实信用等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主张撤销权的债权人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债权人需对债务人享有合法债权，该债权可不限于金钱之债，一般以财产给付为目的的债权均可；二是一般情况下，债权人的债权要成立在诈害行为之前，但如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债权人，其债权在诈害行为之前尚未成立的，其仍有主张撤销权的可能；三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时，债权应当继续存在；四是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