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笔者的接触和观察而言，职务犯罪一般具有如下特征：

职务犯罪的特征决定着，常规职务犯罪案件一般不会出现从重罪到无罪的惊天逆转，但是量刑问题却并非铁板一块。很多时候，检察院在将案件提起公诉之前，也会主动就认罪认罚及量刑建议等问题征求辩护人的意见。如何与办案人员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以争取当事人权利的最大化，就成为律师能力的重要体现。法律问题的协商并非简单地讨价还价，辩护律师必须握有实质砝码，才能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重点落实当事人是否具有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能够实现减档量刑的情节并不多，在职务犯罪中，自首、立功较为常见。特别是自首，在当事人被口头传唤到案的情况下，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在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具体而言，被告人如何到案？到案后是一般谈话还是讯问？由什么人员进行的调查和谈话？何时被宣布采取强制措施？是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还是之后如实供述了案件事实？对这些问题都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一次外观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传唤行为，在专业律师眼里，需要像精密仪器一样准确和清晰。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自首情节的争取越早越好，并且要注意借助纪委监委的力量。一方面，纪委监委是调查传唤的实施者，对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最具有发言权，也有权出具到案说明；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司法架构中，纪委监委占有比较重要的分量，其意见往往对检察院、法院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笔者曾遇到家属咨询，有可能认定自首的案件，却已经到了重审二审阶段，没有把握住最初的时机，此时再去争取自首已是难上加难。

2.深挖细节问题作为量刑谈判的砝码。美国是最早建立辩诉交易立法的国家，该制度虽然现在也具有非常大的争议，但是在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我们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没有立法意义上的辩诉交易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轻微程序违法或者证据瑕疵，裁判者会选择将从轻量刑作为程序性违法的救济方式，有学者将其总结为“程序性违法的量刑补偿机制”。^[1]

在职务犯罪中，如果对于定性没有争议，并且在没有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只能“束手就擒”了呢？并不一定。虽然职务犯罪案件证据往往比较“扎实”，但在某些事实和金额的认定方面，证据链可能存在一定漏洞，或者办案程序合法性存在一定瑕疵，需要辩护律师细致审查。

当然，上述问题可能并不足以直接否定指控事实，但会“零敲碎打”地削弱控方证据体系，进而影响法官对相关事实的内心确信，虽然有时难以实现疑罪从无的效果，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做到“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至少是可以的，使裁判者在量刑时给予一定倾斜。

3.利用好认罪认罚制度。在辩护人通过种种方式削弱了控方的证据体系时，就增加了谈判砝码。辩护律师可以通过细节问题不在庭审中过度争议等条件，进一步说服检察官降低量刑建议，将案件主要问题解决在庭审之前，实现协商型辩护的目的。

一个案件要实现良好的辩护效果，律师、家属、当事人的力量缺一不可。特别是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当事人出于保密或者对家人的保护等态度，平时可能不会将相关情况和家里人说。一旦遭到调查，家属往往处于茫然无措的状态，又因为职务犯罪调查阶段不允许律师介入的情况下，家属和办案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等被进一步放大。此时的家属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帮助，很可能会导致案件陷入更不利的境地。因此，我们给当事人家属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首先还是要相信司法机关会客观公正办案，切忌病急乱投医或家庭内部激发新的矛盾。案发后家属心情会比较急切，家庭成员之间也容易出现不同观点。此时，一方面应当有人站出来充当主心骨，最好是对司法领域有一定了解的家属决定相关事宜为妥；另一方面，此时家属可能面临方方面面的“门路”，既有自己主动找的，也有主动找上门来的，切记，不要迷信关系，不要抱不现实的幻想，避免被骗。即使通过所谓“关系”摆平案件，也为可能给自己被指控为行贿、受贿犯罪埋了“雷”，不要饮鸩止渴。

第二，尽快搜集相关证据材料，必要时进行公证和保全。律师的优势在于法律分析和丰富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家属的优势在于比律师更了解案件事实和背景（在律师阅卷以前）。因此，案发后，家属应当尽快思考可能涉及哪些证据材料，尽快予以搜集以免灭失。

第三，建议委托专业律师提供咨询服务。虽然在纪委监委调查阶段，被调查人无权委托律师进行辩护，但是被调查人家属可以委托律师进行法律咨询。实践中，有的家属不打算委托律师，可能是出于以下原因：首先，家属认为被调查的事情确实存在，或者认为职务犯罪案件找律师没用。针对这种想法，笔者在前面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很多事情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才能更好地处理，如纪委监委调查人员要求退赃，在案件事实不明朗的情况下，要不要退赃？退多少？什么时候退？都需要审慎把握。其次，当事人自己要求不请律师，甚至当事人从留置点拍摄视频，明确表示不要家属委托律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当事人的处境、表述的真实性等等，笔者遇到的某些案件，当事人在纪委监委阶段明确表示不委托律师，而到检察院后坚决要求委托律师，并且一定要请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总之，专业的事情最好交给专业的人做。

以上为笔者多年来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部分经验总结，正好刚刚为一个职务犯罪案件辩护完毕，当事人和家属表示我们的辩护完全超出了预期，纵观此案刚刚委托和辩护结束后的不同情景，我们也是有感而发，闲谈几句，期望对律师朋友及相关案件的当事人及其家属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