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武功正和贵族一样无济干事。说明这一点之后，这方面的事情就无庸赘述了。但上面已经说过，要是既没有贵族又没有军队，王国就不能成为王国。因此，根据自然之道说来，从这种破瓦残垣中所能兴起的，只能是一个民主政府；要不然就只能以战败余孽的武力另建一个新王国。
新建立的王国不论怎样新，都必须以就原则为基础，也就是以适当的产权均势上所建立的军队或贵族为基石。除非是象“利维坦”所说的那样，王国可以根据悬空的几何原则“挂”起来（乡村人语），才能不根据旧原则。要不然的话，试问我们对于“每个人没有其他基础就会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于某一人的意志”的问题又将怎样解释呢？“要就想办法，要就动手做”，这就是凯撒的格言。一个王国要不找得均势，就必须造成均势，否则就无以自立，如果是找到均势，那么事情就是现成的。因为财产不平均的地方，势力就不平衡；而势力不平衡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共和国存在。如果要造成均势，王国的剑就必须根除境内一切其他势力，并将军队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军队可以在国内建立，也可以在殖民省中建立。
在国内建立的军队只能根据以下四种方式中的一种，即：(1)象罗马的军俸士兵一样部分采取君权制，（2）象土耳其的封士骑兵一样完全采取君权制，（3）象图博王所建立的纽斯特利亚的军队一样，由贵族建立，也就是由伯爵与男爵建立，（4）象约书亚( Joshual）在迦南地方所组织的以色列军队一样，通过平等抽签的办法以民主方式建立。这四种办法都不仅要把财产充公，而且充公的数量应当足以达成预定的目的。
但财产被充公的人民却是从来没有反抗过你的人，而是你用武力战胜了他们。这一切都是事先狠着心肠预谋好了的。要不是马基雅弗利对于阿加托克里和费尔莫地方的奥利维勒托有所记述，我简直认为这是违反一切人性的。阿加托克里是叙拉古札城的队长，某一天他把全城的元老和人民都召集起来，好象是有什么事情要宣布似的。后来一声令下，他把全体元老和富豪一个不剩地砍成了碎块。象这样他就做了当地的君主。奥利维勒托自立为费尔莫王的环境略有不同，但性质则完全一样。罗马的喀提林在自己打算干的勾当中精神虽然和上述两人一样，但他却无法在罗马达到同样的目的。象叙拉古札和费尔莫这样的小国家的首领倒容易实现自己的计划，但人多地广的罗马却没有这样方便。这正是尼禄的悲哀㈤。苏拉或凯撒登上元首的宝座，都是通过内战达到目的的，而且是通过卤获极多的内战，因为那时有大批的贵族可将财产充公。大洋国以往的情形也是这样，它也曾有许多伯爵封土和男爵封土被纽斯特利亚人夺去，分封给他们的新贵们。某地的财富如果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个征服者要拿来充公是很容易的，而且利益也很大。但财产如果由人民平分，那么充公了许多人的财产之后所得的东西也很少。这非但是危险的，而且是不可能得到结果的。
罗马人某次击败伏尔斯齐人时，在俘虏中发现有塔斯加卢人。在讯问时，俘虏供称他们丛军抵抗是因为他们的国家下了命令。卡米卢斯将军把这消息通知元老院，元老院接着就命令他进军塔斯加卢。当他引军到达该地时，发现田里到处是庄稼人，除开有些人用箪食壶浆迎接他的军队以外，其他的人都耕作不辍。走近城市时，则发现城门大开，地方长官盛装出迎，频频向他致敬。进入城市以后，发现商店也是开着门照常营业，满街都可以听到学童读书声朗朗人耳，绝看不出战争的迹象。因此，卡米卢斯便把元老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道：这次奸计虽然已经被识破了，但他们要是找到了
实际可用的军队，罗马人无疑就会被征服。但他并不因此就先惩治元老院，并命令他们带领他到元老院去。这事马上就照办了。他们的独裁官和派驻大臣都是由罗马的元老派任的。当卡米卢斯一行人等进入他们的元老院时，那些人都垂头丧气地站在门口，把罗马人当做朋友欢迎，而不把他们当做敌人看待。接着，他们的独裁官说，如果我们冒犯了虎威，那么我们的罪恶也没有我们悔恨和贵军的威德大。罗马的元老院使他们平定下来，不久之后便使塔斯加卢人归化为罗马公民。
我们不妨设想一种世界上绝无前例的情形；假定某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并没有被征服，而是友好的国家，但你却狠着心把他们的财产拿来充公。那么你的军队就必须按照上述几种方式中的一种建立。一种是按极权君主国的方式建立，也就是象士耳其的封土骑兵一样封给一块终身占有的采邑。但象希腊那样广大而富绕的国家也只能供养一万六千名封土骑兵。因为土耳其人目前所计算的最大数字就是这个数字，而土耳其人在这方面是最能节省的人。大洋国在富源上不及希腊的一半，而国土的面积则只有希腊的四分之三，如果它不具有更强大的军队，那么任何人要是一次把它战败了的话，就可以肯定它不能再兴起了。正象马基雅弗利所说的，土耳其王国的性质是这样：只要你在两仗中把它打败，你就把它的军力全部摧毁了。其余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你便可以安然地统治它而不会遇到更多的反抗。因此，如果在大洋国或其他不更大的国家里建立极权君主国的话，就决不可能不成为第一次入侵者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