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鱼·小鱼·虾米
作者： 访问次数：363 时间：2021/10/12
前一小节提到的那场远古争论，最后，以商鞅话语的得宠而宣告结束。甘龙和杜挚，本来说的也是头头是道，但是，寨孝公毕竟手里捏着生杀大权，而且喜欢挥舞权力，加上秦孝公观察百姓也是贬上加贬，认准百姓是个“守财奴”，这便难怪“变法”的东西终于占了上风。
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或者“适者生存”。
甘龙和杜挚的意思，无疑是讲“凡事顺其自然最好”。这个意思，乍听起来倒是蛮轻松的，可是仔细琢磨一下，便会发觉有时挺危险，假如现在有一一群人生活在一个地方，这群人里，有的牛高马大，有的弱小力薄，显然，顺其自然就会出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适者生存”状态。对于牛高马大的人，或者“大鱼”，这当然是乐不可支的事情。但对弱者或者“小鱼”，直至“虾米”，这就难以接受了。甘龙和杜挚的那些说法，似乎有点站在强者或“大鱼”的立场上的味道，忘掉了弱者，或者“小鱼”和“虾米”。对于后面这些容易被自然淘汰的小生灵，顺其自然，绝对不是一个上策。
现在，我们将这群人想象成一群国家。一般来说，在一群国家之中总有大国强国和小国弱国，这样，顺其自然的结果，就是前者容易吃掉了后者。当然，像甘龙和杜挚那样的人，如果身在小国弱国之中，自然是不会容忍弱肉强食的。但是，在小国弱国中鼓吹顺其自然，也就等于不自觉地在大国强国和小国弱国之间容忍弱肉强食。因为，在本国中顺其自然，就是安于现状，安于现状自然等丁容忍大国强国虎视眈眈，自然等于不自觉地站在了强者或“大鱼”的立场上。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较为容易明白，为啥在那些不起眼的弱小国家里，人们最为乐意扯起“变法”这一茬儿，而那些激进的话语，则是容易受人青睐。当商鞅和甘龙与杜挚唇枪舌剑的时候，秦孝公手中的秦国t恐怕正是不太起跟的（当然也还算可以）。《韩非子》讲了：“法与时转则治、与世宜则有功”，而“恃外不乱而冶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是。”（韩非：《韩非子，心度》）这是说，法律那东西因“时”制宜，保准可以将国家治理得有条有理，但是也要记住，不要老惦着别国如何自觉地不来骚扰，要想方设法使自己强大，强大得叫别国不敢来骚扰，这时的法治，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
在中国法学的不少理论中，“羁肉强食”，正是一个思考的出发点。像在大清来年，梁启超说，中国可是像一只弱小绵羊一样，站立在洋鬼子那帮虎狼之间，这会儿，要么是变法图强，要
么是任人宰割，“变亦变，不变亦变”，变才“可以保国，可以保种”（粱启超：《饮冰室文集·变法通议》）。更何况，“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弊，弊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粱启超：《饮冰室文集·变怯通议》）。而严复讲，这地球上的生存规律，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严复：《严复集·救亡决论》）。康有为则是更早说了，“人道竞争，胜强弱败，天之理也”（康有为：《康南海文集·孟子微》）。
这就有如民国学者陈序经稍后总结的：自鸦片战败以后，中国屡受外人之压迫，中国逐渐知道
排外是势所不能，因为文化的东渐，绝非顽固不准外人来中国所能阻止。（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第五章全盘西化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