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起来，有人喜欢“贤人”一说，可也有人对这不以为然。
《韩非子》里记载了一段对话，似乎在说“贤人”的观念也会自我解构。对话一方是个司掌法律的大官人，另一方是个善施教化的说客。一日，大官人对说客讲：“这法律也太难推行了，时光过得很久，依然没有起色D敢问先生有啥招术？”说客回答：“推行法律有啥难处？法律已有明确规定，一是一，二是二，有功就赏，有罪就罚。照直办理就是了。依我看，现在法律步履维艰，全在于您的左右亲情干预过多。大人黑下脸来保准奏效。这叫秉公执法。”大宵人一听，觉得切中要害，便顺此做了下去，并将说客的句句言词儿作为座右铭。
可是，投过多久，说客本人觉得自己“贡献”不小，便向大官人再次进言，称：“我这有一堂兄，寻找差事已有多年，不知何故，每每失败，望大官人封一职位，算是给个面子。”大官人一听，觉得逸事儿难办，因为，听说客的可以“秉公执法”，再听下去就不能“秉公执法”了。大官人这时抓耳挠腮，硬是不知别扭出在哪里（见韩非：《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贤人”的观念和“教化”的观念，有着密切关联。“教化”就是在旁边欢着“仁德”之风，就是有“贤人”来做使人贤的事情。而被改造者变成了“贤人”，就要感谢“贤人”的教化。感谢自然是多方面的，不能有挑有拣[而没挑没拣，当然就会出现前面大官人左右为难的事情了。谁知道，要求感谢的那一方，会出现啥种要求？《韩非子》那样的法家文本，最为喜欢倒腾这类解构讥讽，以此对付异端的“贤人”之说。
当然，这是在讲传说中的隐喻。
现在，我们看看反对“贤人”的一些理论理由。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可以感觉到，真正数-一数二的大赞人不说万瞿挑一，也是千里挑一。大多数人，包括那些衣冠楚楚的大小官人，似乎常常是些不上不下的申等之人。说他们觉悟特低，绝对冤枉；说他们觉悟特高，也是说笑调侃。大概出于这样的缘故， 《韩非子》便讲“世之治者不绝于中……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韩非：《韩非子·难势》）。这意思是说，那些位居中等位置的治人者从来都是中等之人，比尧舜不足，比桀纣有余。而如果真是这样，“贤人”观念，实际是在要人去等千年一遇的尧舜圣人了。这是反对“贤人”观念的一个理由。
此外，由于那人多半是中等之人，这样，就只能得出一个不服也得接受的结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一人而不能使人爱”（《商君书·画策》）。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相
信这样一个道理：“……良马回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咀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占之王良乎？”（韩非：《韩非子.难势》）王良，是古人传说中的一个高超骑手，据说驳玛。里如探囊取物，其骑术小是一一般骑手所能相比的。可是，有了好马好车，跑上百十里就歇上一回，找个中等骑手照样可以甘行干里，这样说来，为了只行千里，为啥非要等那王麈“赵良”之类的？这是反对¨贤人”观念的叉一理由：
但是，不等“贤人”又能怎样？反对“贤人”之说的那些文本，大多是法家文本。法家分不信“贤人”，只认“法”、“术”、“势”之类的唬人技物（见前第59.60小节），前面说的“好马好车”，也是在指法律这类的东西。但是这咀反复所讲的，是法律背后的“髓人”问题，并没有将法律撇在一旁置之不理。我们已经看到，有了法律，还要有知法执法的，一帮大小官人，否则，法律多迩是废纸一张。这道理再清楚不过了。难怪《葡子》说，法家分子是“尚法而尢法，下修而好作”（《句子，非十二于》）‘适意心是讲，洼家分-f只知“法”，却不知“背后人”的重要性。当然，法家分子是想靠“术”、“势”，来镇住这里的“背后官人¨、阜上老人家，有了“术”和“势”，就可解决法律背后的大小官人不太“老实”的问题。可是，前面第60小：说过，皇上老人家的精力足有限的，他所依靠的那个“势”，也是潜力有限的。法律几常活动则是大量甚拿数不胜数的。如此，靠
“术”和“势”，自然是不能解决上部分问题。另外，壬良那样的驵乌高于，白天是少见的，和]．小让中等骑手学学。良，岂不会发生一日里、甚至五里都无法奔过的事情？这人是懒惰的．懒惰了再不学王良，有好马好车又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