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我们叉回到了法律背后的“人”的主题。
回到法律背后的“人”的主题，等于是来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然而又不太知其紧要的“贤人”观念上。说起“贤人”，今人有时觉得那是一个“人治”的问题。追求“贤人”，也就是追求衣食简朴、为政廉洁的“清官”，而不是考虑用制度用规则来约束人的所做所为，这是一个忘掉“法治”、只知贤君的过于迂腐的梦中理想。可是，前面几小节，已经反复地表明了在法律或者法治的背后，又是一个“人”的问题。这“人”，是你想躲都无法躲开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讲，如果死抠所谓“怯治”和“人治”的实际操作细节，也可以发现，两者的界线似乎不是那么特别明显的。因为，法律规则的意思，至少有时正足有赖于有权力解释规则的那些人的嗜好。有人可能会想，人们可以设立一
个法律的监督机制，这个机制可以看往那些有权解释者。当他们不老实，或者滥用权力解释法律，就让监督者拿出点颜色给他们看看。这样，“法治”和“人治”的界线就可以一清二楚了。可是，有时解释者不是不老实，不是滥用权力，只是对规则有自己的理解而已，这时，有啥标准可说其解释是不对的？监督者这时能说自己的标准就是对昀？此外，更为紧要的是，谁来监督监督者？谁能说清，监督者的解释不是监督者自己的嗜好和理解？抡着法律去监督别人的监督者，怎能划在“人”的范围之外（如果人性是恶的）?
当然，在这里讲“人”，终究不是讲法律之外的英明圣贤如何了得那一茬儿，而是讲法律之内的“人”，如何自我约束这一问题，也可以这样表达这里的意思：有时，有零星个把人（其实是极少的），会鼓吹丢掉法律的贤人统治，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过时的“人治”观念；可有时，有人却思虑如何围绕法律而旋转的贤人统治，这就不一定是个过时的“人治”观念了，相反，那
思虑，倒是有点惦念如何叫法律变得更为扎实，更为生动。
应该这样讲，中国法学的一些理论，可能更是关心法律之内的“贤人”问题。
古书《左传》讲过一一个故事。故事说，春秋那会儿的晋国的一位“县”官审理了一桩案子。也许案子有点复杂，“县”官吃不准，案于就被递到了一国之主魏献子的手里。在那个年月，一
国之主当然就是一国的最高司法官，凡是官司，他就有权最后一锤定音口闹官司的-方听说案-送到到上面，便动起“用人”行贿的邪念。“用人”是相对于“用财”而言的，在行贿的档次里，送“人”恐怕就是最高等级了。那方当事人选的“人”，是能歌善舞的女乐人，这等人在当时是特别招人喜爱的。所以，魏献子听说后，欣然答应受礼了。
可是t最初审理案子的“县”官则是邪不压正，知道魏献子动了心，便焦急地希望有人可以阻挡受贿的发生。想来想去，“县”官想到了一个叫阎投的和一个叫女宽的两个人。这俩人和魏献予的关系非同一般。于是，“县”官晓蹦大义，弄得俩人终于决心苦谏魏献于。一天，俩人和魏献子吃饭，魏献子吃得已是七七八八，俩人仍是不动餐具。不仅如此，俩人还做起了“忆苦思甜”的工作，仿怫好日子来之不易，搞得魏献子左右不是，接着俩人又是绕来绕去，提起了中心话题，叫魏献千万不要受纳女乐人，以免天下人说他判案不公。有意思的是，魏献以往有个好品格，这便是从不收受贿赂，而且此等名声四处远扬。这次，却是不知头脑中哪根神经搭错了线，竟然糊涂起来。好在有人提醒，翻然悔悟。接着，女乐人还未送到就被退了回去（见《左传-蹭公二十八年》）。
在中国的许多古籍里，时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故事。讲故事，以及传说故事，自然丧明，讲者与传说者的兴趣所在。国人都知道，刚说的那个晋同，还有一个叫李典的断狱清官，李典错判一案后，居然拔剑自刎了（见司，与迁：《史记·循吏列传》），到了汉代，有个被封“强项令”的洛阳县令董宣，他不是皇族的淫威，硬是将皇上姐姐的贴身家娥当众就地证法（见范哗、司马彪：《后汉书·董宣传》）。而在隋朝，又有一个叫元褒的州官，他心肠仁慈，在断案过程中被人诬陷，竟然小为白己申辩，甘愿被免官职，为的是避免官府浪费资财继续追查、崖累无辜（见《隋书·元孝矩传》）。
编织以及传诵这样的清官故事，是存宣泄追觅“贤人”的意识情结。中国法学的一些理沧，也是在这种群体意识情结之中，开掘法律背后的“贤人”思路。
这话意思是讲，礼之类的东西，是法律的头等丈原则。所眦，明白法律就要明白大礼，明白大札就要学习。而学习的窍门恒在于接近贤人。《礼》、《乐》观了不少东两，可是没有详尽的解释。《诗》、《书》中历史掌故多多，但是不太精细。那个《春秋》就更是微盲大义了。如此，跟着贤人学习准是没错。一来可心境变得崇高，可以通达事故。否则，礼法之类的规矩学；二来学去，也不过是个一知半解或者徒有其表‘这就是“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荀子．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