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对“士”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一番解说，我们便来到了法律的背后。在这背后，看官您也就看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规则意义的“人”。前面第42.80小节，提到，有些占人特别相信规则有自己的意思和路数，但是，仔细琢磨起来，问题好像并非那样简单。在更多的情况下，倒是外人决定了规则有啥意思、有啥路数。这也可说“横看成岭侧成峰”。
在前面第14、15小节，我们还谈到人性恶的问题。在说人性恶时，我们讲了如果认为大多数小民百姓以及小官小吏本性是恶的，自然没有理由认为，某些少数人就不是性恶的。中国法学的一些理论，以为小民百姓和一一般官吏是性恶的，但又以为，帝王将相之类的达官贵人和说人性恶的那个学问家，就町以另当别论。然而，认为人性是恶的，好像也就没有理由认为有人可以不是性恶的。……在这里，笔者当然不是想要重复性恶性善那个啰嗦问题，而是打算，将人性恶的问题和前而规则解释的问题挂在一起，来说另外一茬儿。这另外一茬儿是讲，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想：如果所有人都是性恶的，就是那些决定规则最终命运的达官贵人也是性恶的，那么，规则本身的命运，岂不是更为严峻了？到了这一步，到底规则本身是重要的，还是“人”是重要的？到底规则的意思是在规则本身里面，还是在“人”的手里（毕竟人性恶时解释者就可能恣意解释规则）？
除了性恶这‘茬儿，在前面第19小节，笔者还提到了“关”官吏谋反的问题。在那里，可以看到，“关键”官吏（掌握重要权力的人）对国家法律的基础举足轻重。如果“关键”官吏谋反叛逆了，国家法律自然就会风雨飘摇、无影无踪。现在，规则本身的意思有赖于人的理解和把玩，这样的话，“关键”官吏的谋反，有时岂不可以冠冕堂皇地称为“依法办事”、 “为民除害”了？因为，他们可以声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和自己所理解的规则意思丝丝人扣、绝无相悖，而自己所要清除的“乱贼”已经“乱法”了，就像前小节孟子那般说明商汤、周武一一样，自己来一番自己的解释说明。
正是由于这些道道儿摆在这里，中国法学的一些理论，特别将人们的视线拉向了法律的背后，把法律背后的这“人”那“人”，推上了法学理论的前台。
《荀子》讲：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韭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厚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完；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囊。（《苟子·君遭》）。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人要比法律重要多了。这国家大乱，不是法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法律那东西不可能自己独立地呆在那里，依照法律类推出来的判决，就更不可能自己“走南闯北”了。有人，它们才可以存在，没人，它们就会寿终正寝。所以，说千道万，尽管法律是治国的根本所在，可是正人君子又是法律的根本所在。这弯转来转去是讲，没有正儿八经的君子攥住法律，天下照样乱得一塌糊涂。这就不奇怪，“……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苟子·王制》）。“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萄子-壬霸》）。也正如孟子所说的，“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汉代有人说过类似的见解：“……公族不正则法令不行”（桓宽：《盐铁论-讼贤》）。宋代的变法名角儿王安石则是提过，“理天下之财者奠于法”，可“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王安石：《王枯川集-翰林学士除三司使》）。到了大清年间，康熙皇上似乎也是有个英雄所见略同：“有治人，始有治法……”（见《清实录》卷四十三），“治国家者，在有治人，不患无治法尔”（见《清实录》卷八十三）。而时日到了今天，也有学者以为，任何法律都是靠人来执行的，“脱离开‘人'来谈‘法’的作用，是不妥当的”(孙国华，1981年：页295)。
就是那个“法”字从来不离正文的《商君书》，也有一通由“人”列“法”、再由“法”到“人”的奇妙论说。它讲，这人多了自然会乱，天下乱了就需要有圣人。圣人出来后，当然忙着定
下规矩说清土地、财物、奴隶的私有属性。但是有了私有属性，没有法制则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定出法令规章。然而有了法令规章还要有官，因为没有官的法令规章等于废纸一张。而最后，更为紧要的便是要有人来管束那些小官大官，这人就是君王。于是，不是法律在人的头上，而是人在法律的顶上。正所谓： 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n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商君书-开塞》）
虽说《商君书》到底是像许多法家的说法那样，将君王摆在了顶端的顶端，但是，法律之上依然站立着一批又一批的大小官人，没有官人，法律就是徒具其表。毕竟法律的命运捏在官人的手里。这样，法律背后的官人，自然要比法律本身来得重要。
前面的“法律”，大多是讲国家的法律。可是说起法律背后的“人”，当然也要扯上礼俗那类民间的“准法律”。对那些准法律来说，背后的“人影”依然重要。读者一定记得，我们提过孟子如何巧释“男女授受不亲”这个人礼，击讲明嫂嫂落水的时候拉手去救，并不属于犯礼破规这回事了。孟子的确是讲，这时不去伸手拉人一把，就是禽兽不如，出于权宜之虑，就要“该出手时就出于”（见前第41小节）。但是，孟子的弦外之音可能也是包含了这个意思：救嫂嫂于落水之中，也许并不属于通常所说的“异性接触”，准确来讲，并不属于大礼所说的“异性接触”。因为，人礼所说的“异性接触”，是一般的异性接触，根本没有包含“见义勇为”的异性接触。所以，说权宜之计是可以的，说没有粘上大礼的边儿，也是过得去的（尽管这里可能有些牵强附会）。如果真是叮以这般解释，那么，解释“礼制”的人又比“礼制”本身更为重要了。当解释者是些民间权威的时候，这等
重要，将是要害之中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