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所谓的案件事实实际上就是已发生的争讼“事实”——虽然客观上已经发
生的案件事实必然会通过一定的表现形式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痕迹”，但客观事实在时
间上、空间上的不可逆转性，决定了争讼双方当事人不管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案件事
实均不可能原原本本回复到发生时的初始状态。
 原告就自己的诉讼主张诉诸法律’，必然抛出所谓的案件事实以及1支持该事实的相
关“证据”——以此论证诉讼请求的客观与合乎情理。原告在诉讼中“构建”的案件事
实主要通过以下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原告通过起诉状或法庭陈述中“重现”o不
过，除了被告及其律师在答辩或法庭审理中的“自认”外，原告以这种‘‘‘重现”的案件事
实生命力极其脆弱。：如果被告及其律师对此不予置否，其“重现”的事实便势如破竹，
成为“空．中楼阁”，将毫无价值和意义。二是原告及其律师通过精心组织的环环相扣的
证据“构建”o但这种通过证据“构筑”的案件事实应遵循特定的诉讼游戏规则，对证据
既有“质”的要求，又有“量”的标准，甚至彼此证据间必须形成封闭、完整的证据“锁
链”，证明对象共同指向所“构建”的案件事实。面对原告“构建，”的案件“事实版本”，
被告及其律师首当其冲是紧扣起诉状中显露的证据及相关“信息”——从其诉称的案
情经过、证人证言、相关书证及司法鉴定报告等中便可窥见，以点带面，挖掘案件的全
部事实。在未能获悉原告足够起诉“信息”的情况下，经验丰富的律师们像电影编剧和
导演一样，总是从现有“证据”和已知的案仵事实进行合理化想象人手，运用逻辑推理、
经验法则等手段“再现”已经逝去的案件事实。
    证据是“再现”案件事实的载体，但其本身并不能代表客观事实，其仅仅只是证明
案件客观事实的中间媒介——在诉讼证明过程中，通过客观上案件事实发生时遗留的
各种物品、痕迹以及争讼事实的直接经历者的感知、印象等“证据”，“再现”所谓原始状
态下客观真实的案件“事实影像”。在这一过程中，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总是
竭力搜集各种有利的起诉证据，以此构建所谓的‘“起诉事实”。与此相反，被告及其律
师一方面总是倾其所能，将支持原告“起诉事实”的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等按一定时序
进行排列，从其是否符合证据必须具备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间接证据之间是
否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等“细节”人手，寻找原告举证的“漏洞p和“矛盾”，以此论证
原告的“起诉事实”没有证据、证据不足、证据不相关联。另一方面，被告及其律师又总
是针对原告的起诉竭力挖掘抗辩反驳的证据，或者直接对原告的起诉提起反诉，并以
此抵消、吞并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过，在挖掘案件事实的过程．中，．无论是通过原告诉称
的事实获悉的证据或证据线索，还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获悉的证据或证据线索，被告及
萁律师均应全力开动逻辑思维的机器，善于从已知案件事实与证据中推论未知的证
据，并充分预测争讼双方各种可能的举汪，以此“构建”与“再现”一个接近客观、完整的
案件“事实影像”o在一故意伤害刑事自诉案件中，自诉人称：“自己在被被告殴打后便
昏了过．去，苏醒时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按照自诉人的“陈述，”及证人描述的“事
实”，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无疑。但被告人辩护律师在阅卷中发现，没有报案记录，
且自诉人和证人对何人报案、警察何时到达案发现场等说法前后不一。律师据此得出
结论，案发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知情人。否则，为何找不到报案人呢？循着案件中暴露
出的这种可能性的“线索”．，被告入的辩护人首先到公案机关查找报案记录，但仅仅只
记录了报案人的报警电话，未登记报案人姓名’o随后，律师又从报警电话号码人手，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同案件当事人无关的现场目击证人……最后终于还被告人以公
正。
    当然，被告及其律师挖掘案件事实的目的在于“还原”案件的“事实真相”——法官
根据证据的审查判断原则、证明标准、自认和推定乃至自由心证等诉讼规则，在对诉辩
双方的证据进行审查，核实已有证据所认识的、可能反映的争讼酌全部事实。在这一
过程中，被告及其律师虽然不能直接对法官的认识与判断施加影响，但在诉讼前期挖
掘案件事实以及证据调查中，通过对证据及其所反映的案件的事实精心组织、筛选，完
全可以改进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