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敲诈勒索罪。在实务中，存在一种特殊的情形，即行为人的行为具有“维权”的成分，以“维权”为名义，向对方索要赔偿，此时便容易产生司法认定的混乱。有的观点认为既然存在“维权”成分，则不应当构成敲诈勒索罪。也有的观点认为即使是“维权”，也不应当超过必要限度，如果明显超过限度，则仍存在敲诈勒索罪的成立空间。笔者以一个案例为切入点，并假设不同的情形，尝试对“维权型”敲诈勒索罪的司法认定问题做一浅显分析。
【基本案情】张三在超市花费40元钱购买了一箱酸奶，在结过账后发现酸奶过期，遂找到超市负责人李四，要求10倍赔偿，否则就要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李四在经过核实后，同意退货并支付给张三10倍赔偿金。
一、关于该案例的几种假设
假设一：张三将已经过期的酸奶带入超市，随后买出。
在该种假设中，张三是将已经过期的酸奶带入超市，这种行为同时具有欺骗性质，换言之，超市本身并无任何过错，是张三完全虚构了酸奶过期的事实，意图以举报为手段获取赔偿金，李四也没有发现该过期酸奶并非超市所有，但最终仍因害怕受到举报而交付了赔偿金。
假设二：张三将临期酸奶藏在超市某个角落，待过期后买出。
在该种假设中，张三是将超市的临期酸奶藏匿在超市某角落，使超市在盘货时无法发现，待商品过期后再来超市购买，买出后索要赔偿金，李四发现确系本超市产品，因害怕被举报而交付赔偿金。
假设三：张三确系购买到过期酸奶，但是以不正当手段维权。
在该种假设中，张三确实在超市购买到过期酸奶，但是在维权时，将李四带至悬崖边上，将李四捆绑并抽打，同时威胁李四若不交付10倍赔偿金就将其推落悬崖，李四于是交付赔偿金。
二、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造是：胁迫+恐惧心理+交付财物。一方面，嫌疑人应当对被害人具有胁迫行为，此种胁迫所依据的或许是完全捏造的信息，或许是具有一定客观基础的信息，都不影响胁迫行为的产生。例如行为人张三以不交付财物就将李四的私密照片发布到网上为由，向李四索要财物。该私密照片或许是张三通过P图伪造出来，或许确实是李四手机中的照片，但只要张三知道李四可能会因害怕私密照片流出，而意图以上传私密照片为手段向李四索要财物，胁迫行为就已产生。简言之，无论是正当维权，还是纯粹的敲诈勒索，都不影响胁迫行为的产生。
另一方面，被害人应当是基于胁迫而产生恐惧心理。换言之，被害人交付财物应当是基于瑕疵意思，该瑕疵意思应与胁迫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倘若张三意图以上传私密照片为由恐吓李四，而李四完全不在意，反而是基于同情的心理交付财物，则说明李四并未产生瑕疵意思，张三只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未遂。
总而言之，被害人交付财物，必须是基于瑕疵意思，而瑕疵意思的产生，又必须是基于嫌疑人的胁迫行为。
但是，嫌疑人在进行胁迫之前，通常会做一些伪装工作，这些伪装工作常常带有欺骗性质，目的或者是为了强化胁迫效果，或者是为了隐藏自己。此时便与诈骗罪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容易产生混淆。
众所周知，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产生认识错误+自愿交付财物+被害人受到损失。诈骗罪的被害人交付财物，同样是产生瑕疵意思，但是诈骗罪的被害人是“自愿”交付财物，换言之，其交付财物是相信嫌疑人所言非虚，在对嫌疑人充分信任的情况下，而主动将财物处分给嫌疑人，其并不认为“不交付”财物，嫌疑人就会对其作出更为不利的行为，反而往往相信嫌疑人真的是为自己着想。但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并非是“自愿”交付财物，而是害怕，或者相信若不交付财物，嫌疑人极有可能作出进一步的动作，该动作通常对被害人极为不利。因此，被害人交付财物时是否陷入错误认识，便是区分二者的关键：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通常并未产生认识错误，而是基于恐惧心理交付财物，诈骗罪的被害人是由于在错误认识的情况下，自愿处分财物。
当然在实务中，也存在既有恐惧心理又同时产生错误认识的情形，此时应当分析行为人基于一个故意实施的是一个行为还是两个行为，也就是说，关系到牵连犯与想象竞合犯的区别问题。想象竞合犯是实质的一罪，是嫌疑人实施了一个行为，该行为同时触犯了异种罪名，应当从一重罪论处。而牵连犯是处断的一罪，是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而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同样也是从一重罪论处，由此可以看出，牵连犯的行为人整体而言是实施了两个行为——方法行为与结果行为。具体而言，倘若行为人基于一个犯罪故意，只实施了一个行为，使被害人既产生了认识错误，也产生了恐惧心理，则应当构成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想象竞合，从一重罪论处。倘若行为人基于一个犯罪故意，实施了两个行为，则应当形成敲诈勒索与诈骗的牵连关系，需要进一步判断何为手段何为目的，进而从一重罪论处。
三、非法手段维权的司法认定
在实务中，也会存在行为人过度维权的情形。客观上讲，行为人确实受到了损失，其索要钱款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权利的行使应当具有限度，即使出于权利行使的意思，在其逾越了社会观念上一般认为被害人应予容忍的程度时，其行为就已经失去了权利行使的性质。因为即使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他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同样需要法律的保护。例如，张三购买某热水器一台，后该热水器出现问题。于是张三向经营该热水器的老板李四索要巨额赔偿，在索赔期间，张三多次到李四家中进行骚扰，甚至随意拿走李四的财产予以变卖，并多次跟踪、恐吓其家中幼子。本案中，虽然李四有错在先，但由于张三的过度维权行为损害了李四及其家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那么，张三也就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否则将有滥用私力救济的危险。
同时，我国刑法中也有明文规定，即使权利受到侵害，也不能过度行使。例如《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便是基于利益衡量，虽然不法侵害者有错在先，但是防卫者也不能使用过激的手段进行防卫，否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因此，在采取非法手段维权时，仍然存在敲诈勒索罪甚至更严重犯罪的存在空间。
四、对几种假设情形的论证
基于前述分析，可以对该几种假设情形予以论证。在假设一中，张三是将已经过期的酸奶带入超市随后买出，虚构该酸奶系超市所售的事实，使李四基于该虚构的事实产生错误认识——误以为超市真的出售了过期酸奶，进而交付赔偿金。在交付赔偿金时，李四不可避免的同时也会产生“不交付就会被投诉、举报”的恐惧心理，因此张三的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构成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想象竞合，应从一重罪论处。
在假设二中，张三在开始胁迫行为之前，将临期商品进行藏匿，从形式上而言，确实具有欺骗成分，但是，该欺骗成分并不属于刑法上的实行行为，换言之，其应当属于犯罪预备阶段。实行行为是对法益开始产生侵害的行为，是着手的起点。在该种假设中，着手的起点应当是张三将过期商品买出之时，此时张三的行为开始对李四的财产权产生紧迫的危险。而且该商品确系李四的超市所售，张三并没有虚构事实——酸奶确实过期了，且确实是该超市售卖的，李四对此也并无错误认识，其交付赔偿金单纯系害怕受到举报，因而只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虽然此时张三形式上仍属于维权，但实质上该手段并不具有正当性，是在利用超市在货物管理上的不足（例如存在监控死角、盘货不严格等），实现其不法目的。若将该行为界定为维权行为，则会对公众产生严重误导，从而诱发其他人加以效仿，最终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
在假设三中，张三虽然确实受到损失，维权具有正当性。但是由于其采取的措施已经威胁到李四的人身安全，维权手段属于明显过激，李四的过错不能成为张三免责的事由，张三应当构成敲诈勒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