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小节，讲了“慢性来”的“结构主义’’意思。现在我们看看它的“功效”意思。
典籍《老子》说过这样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章六十）这大意是讲，治理大国家就像烹煎小鱼那样，不要左右翻炒，而应偶尔轻轻移动o《老子》的话语总是微言大义，啥事点到为止，绝不“拖泥带水”。所以，治理大国为啥要像烹煎小鱼那样偶尔移动，《老子》便没有进一步解说了。《韩非子》倒是有番解说。它讲：“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日‘治大国者若烹小鲜。”（韩非：《韩非子·解老》）这是在说，烹煎小鱼总是左右翻动，自然会损害小鱼的原有光泽o饮食讲究色泽味美，煎后的小鱼如果乌黑皮烂，当然也就不会叫人有好胃口了。同样，治理大国如果时常改变规矩，老百姓就会苦不堪言。因此，说来说去，道性修炼到家的国王君主喜好清静无为，不会动辄大兴变法。这就是《老于》为啥讲“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缘故。
在前面，我们提过《韩非子》是个特别青睐激进变法的话语文本。不过，《韩非于》的作者韩非，对玄而又玄同时力主无为而治的《老子》倍感兴趣，故而，专写两章《解老》和《喻老》的小文字，将《老子》按照#非自己的理解里外梳理了一下。“烹煎小鱼”的解说就在《解老》的文字里面。
《韩非子》对这臆喻还有进一·步的发挥。它讲，大凡干起了一个行道，再朝三暮四地改变行道，甚至百“变”不厌，就会一事无成。譬如，假设当上了厨师，最好就是踏实稳定地抡耍菜刀和炒勺，不要明天想着瓦匠的瓦刀，后天想着花匠的裁剪，大后天想着木匠的斧锯，因为这样下去，不仅瓦月、裁剪或斧锯无法抡得精熟，就是原来的菜刀和炒勺的技艺，也会不三不四、不伦不类。展开来说，如果这种“朝寨暮楚”的人士在国家里大行其道，国家的各类行当也就无从谈起了。这就是“功效”的意思o
放到国家法律身上，“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故以理观之，事大众呵数播之，则少成功”（韩非：《韩非子·解老》）。换句话说，国家法律事关重大，我们看到的好处坏处全是打那里出来的。法令一变，利害关系自然跟着移动，利害关系移动，百姓也就跟着变化了。毕竟百姓是追逐利益的。进而言之，百姓变化太多，就像厨师总想抡下瓦刀、裁剪或斧锯一样，终将对国家是投有增益的。所以，法令朝令夕改，绝对是件坏事。
《老于》的观念极其超脱，特别忌讳人为地干预任何事物。它要比前面说过的“顺势而为”的法律变革观念还要“清静”。别说法令朝令夕改，就是立下法令一劳永逸，《老子》一般都是觉得有些过分了。“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于》章五十七），是《老子》的恒等警句。可是，《韩非子》喜欢“法治”，而且喜好大兴变法。另外，只要出现了时势需要，《韩非子》便会搬出“守株待兔”的寓言来嘲弄抗拒变法的守旧观念（见前第93小节）。那么，《韩非子》为啥会借《老子》的“烹煎小鱼”做个发挥？
我们可以发觉，将《老子》和《韩非子》调和一下，便会得出一个“中庸”的变革观念。这就如同慢性了掺和了急性子，这人就会变得不紧不慢。兴许，《韩非子》偶尔觉得大兴变法，并不必定会给江山社程带来全面的福音佳讯，而且，变法的后果，也许会有负面的麻烦。所以，需要说说《老子》的“烹煎小鱼”，来为自己的激进观念傲个缓冲调剂。当然，这只是一个表层的解释而已。
现在，我们试从国家法律的本身道道儿来理解一下《韩非子》的发挥。
人们常说，国家法律是普遍的规则。这说法有个显眼的意思，一望就可知道。这就是：规则对所有人或者所有东西具有约束作用。但是，这个说法还有一个隐蔽的意思，不易为人所记住。这又是：规则应该在一段时间之内不可变动。专家喜欢用“法律的稳定性”来表述后一个意思。其实，隐蔽的意思，恰好是显眼意思的重要前提。段有隐蔽的意思，显眼的意思也就无从说起了。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国家法律今天规定“小贩子可以沿街叫买”，时隔数月后叉规定“凡描街叫卖者格罚勿论”，再过数月，又规定“小贩子白天不可叫卖，傍晚可以”，而又过数月再规定“任何小贩子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叫卖的”，那么，凡是可以冠以“小贩子”称呼的人士，就会心烦意乱，不知
所措。不仅如此，其他人士也会想到一个问题：国家法律既然可以在“叫卖”上时常变动，在其他事情上当然也会“变动不居”的，如此，怎样行为才是可以的？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谁也不知怎样安排自己将来的生活，因为都担心不如哪天就会撞上法网，国家也会因此混乱不堪，规则的“显眼意思”也就无影无踪了。
话说这里，我们兴许就会觉得，《韩非子》所以借“烹煎小鱼”傲个发挥，可能正在于担心法律变来变去，自然会使法律本身毫无“功效”。如此看来，国家法律的变革，还是有个内在的“慢慢来”的缘由暗藏其中。
当然，《韩非子》毕竟是个喜好激进变革的话语文本，笔者扯上这些，是想说明中国法学中的一些理论所以青睐“慢慢来”的观念，也许恰恰是与这些思绪理路有着瓜葛。从这些思绪理路，我们可能真是可以得出一个既不“激进”又不“顺势而为”的中庸之道。就像后来大唐李世民说的，“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D又前后差违t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见《通鉴记事年末》卷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