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法理由及检讨
    关于非财产上损害，被害人在法律特定情形，虽得请求赔偿相当金额（慰抚金），惟此项情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认或已起诺者，不在此限（参阅第一九五条第二项、第九七九条、第九九九条第三项、第Jo五六条第二项）。学说上称之为专属权，尤其是权利行使上之专属权，即权利之行使与否，专由权利人予以决定，在未决定前，虽不得让与或继承，但一经决定行使，则与普通财产权无异，具有移转性。
    现行民法关于慰抚金请求权不具移转性之基本原则，系采自德国立法例（参阅德国民法第八四七条），而德国民法之所以采此原则，其立法理由书作有详细说明，特逢译如下以供参考：
    “关于痛苦金请求权（Schmerzensgeldanspmch）之继承性，在普通法（Cemeiwecht）上，甚有争论，此与痛苦金请求权之本质究为刑罚或赔偿，具有密切关系。采取赔偿说（Entschadigungstheorie）之学者，认为此项请求权不能继承，因为纵使痛苦金不能视为系对被害人所受羞辱（Kr~inkung）之慰藉（Genugtlmg），至少也是对某种损害之赔偿，而此种损害之不能继承，与羞辱并无不同。被害人所忍受之痛苦，随其死亡而俱逝；财产上损害尚继续害在于继承人，二者殊有差异。此项问题在普鲁士法上甚有争论。依萨克逊民法第一四五O条规定，此项请求权于被害人起诉或依契约确认时，始得继承。德累斯顿草案第一o-o条亦采此原则，所不同者，系规定请求权非于起诉时，而是于判峡确定时，始移转于继承人。
    倘未设一项特别规定，则痛苦金请求权将无限制地秽转于继承人。然而，被害人常由于其本身
未感觉受有损害，或由于个人事由，而不行使此项请求权。在此情形，若仍允其继承入主张之，违背事理，殊非妥适。因此，被害人自身不行使其权利者，继承人自无主张之余地。其次为避免争论，此项请求权须已依契约承认或系属于法院时，始移转于继承人。
    据上所述，痛苦金请求权之继承应受限制。同理，其让与性亦应受限制，在债权之让与非基于债权人意思之情形，尤应如此。”
     关于非财产上损害金钱赔偿之不移转性（尤其是继承），最近，德国学者曾作有批评性之检讨。Shafer氏认为，不移转性原则是过去时代之产物，于德国民法立法当时，导致痛苦金请求权之事故，尚属不多，而且多发生在邻居、友谊社交来往范围之内，其情形与在狩猎或儿童嬉戏之间发生损害事故，并无不同，当事人彼此多系熟识，因而被害人多不请求精神上损害金钱赔偿；目前，意外事故剧增，情况丕变，难以相提并论。再者，立法者当时亦未能预见今日责任保险之普遍推行。Deutsch教授认为：“立法者在采取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制度之后，或许已无余力，除去此项请求权在专属人格上之限制。”
    基于上述对现行德国民法规定之检讨，德国学者Lieberwirth认为应尽量对“依契约承诺”及“系属法院”采取广义解释，扩大增加痛苦金请求权让与或继承之机会。 Deutsch更进一步认为，关于痛苦金请求权之移转性，应视痛苦金之功能而定，即慰抚金之给与，纯为慰藉（Cenugtung）之目的者，原则上不得让与或继承，请求权行使与否，应由被害人自己决定之；至若慰抚金之给与，系为填补损害（Ausgleich）之目的，或兼具慰抚与填补损害双重功能者，则原则上应使其具有移转性。Deutsch教授表示：“鉴于德国民法第八四七条第二项第二段之广泛文义，此项原则尚难贯彻，惟应将其适用范围，依其目的性，限制于纯属慰抚功能之请求权。此种限制系基于事物当然之理（Natur der Sache）。”Dutsch教授之论点甚有创意，实足重视，但在台湾现行法上似难采取，盖慰抚金所具有之填补损害与慰抚痛苦二种机能，交错并存，如何加以分离，诚有疑问也。
    慰抚金请求权专属性之解除
    慰抚金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认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换言之，契约承认或起诉解除了慰抚金请求权之专属性（Entpersonlichung）。
    慰抚金请求权已依契约承认时，表示被害人已有行使权利之意思。承认具有宣示之性质，无须具备一定方式，得依默示为之。
    慰抚金专属性之解除，在实务上，阻起诉较为重要。起诉应以诉表明下列各款提出于法院为之：O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0诉讼标的；O应受判决事项之声明（“民事诉讼法”第二四四条）凸在实务上最感困难者，系被害人身受重伤，已失知觉，死亡与起诉之间，形成特殊微妙关系。为解除此项困难，维护被害人及继承人利益，吾人认为，‘应在“时”与“人”二方面适当解释起诉之概念。就
“时”面言，所谓起诉系指向法院提出诉讼面言，是否送达于被告，在所不问；就“人”而言，依德国通说，被害人失其知觉者，其由他人代为起诉，而经继承人承认，或继承人代为起诉者，亦可发生起诉之效力，可供参考。
    慰抚金，系对非财产上损害（精神或肉体痛苦）而支付之相当金额。由于非财产上损害是否发生及其范围如何欠缺客观判断标准，现行制度规定对于慰抚金请求权乃采限制主义，须有法律特别规定，始得主张。惟“最高法院”为加强保护人格利益，亦逐渐创设得请求慰抚金之案例，其判决理由构成在法学方法论虽有商榷余地，但法律发展趋向，实属正确，应值赞同。
    慰抚金除填补损害外，尚兼具慰藉痛苦之功能，因此于算定赔偿金额时，应综合斟酌一切情事，务期贯彻慰抚金制度之功能。关于应斟酌之情事，  “最高法院”特别强调被害人及加害人之地位、家况，并被害人所受痛苦之程度与家族之关系。此外，加害人过失轻重亦属一项重要衡量因素，不容忽视。
    关于实务上所算定之慰抚金数额，目前似尚无统计资料。依本文所作初步研究，发理赔偿金额普遍偏低（最高者为新台币十万元，系属例外，参阅一九七七年台上字第二七五九号判决）o为加强增进保护人格权及非财产价值，赔偿金额实有提高之必要。又至盼各法院能适时公布其判决，判决理由并能详述算定慰抚金所斟酌之一切情事，能逐渐形成类型，促进慰抚金赔偿之客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