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此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立案审判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的相关规定，原告起诉时应明确诉讼标的物的价值及具体的诉讼请求。继承纠纷案件中，诉讼标的物价值不明确的，可要求当事人进行预估，立案法院只需对原告主张的财产价值进行初步审查，并按当事人主张的遗产价值确定主要遗产所在地。对于影响管辖的相关主要遗产价值，原告的主张明显高于或低于实际价值，应依实际价值确定管辖。主要遗产价值无法判断或相差不大的，各主要遗产所在地均有管辖权。

对于本案案涉两套房屋而言，海淀区房屋价值较石景山区房屋高，故刘强应以海淀区作为主要遗产所在地提起遗产继承之诉。

双方当事人对本案适用实体法律存在争议。林某认为本案系不动产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第三十六条^[3]，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也即中国法。而陈某则认为应当适用涉外法律关系适用法的第二十四条，以夫妻财产关系选择实体法，即台湾地区法律。对此，法院认为，本案虽为不动产权属确认纠纷，但林某主张的基础却是因婚姻关系产生的财产争议。同时，双方亦未举证有协议选择共同适用的法律，也未举证有除了台湾地区以外的共同居住地，因此应当按照第二十四条^[4]的指引，选择台湾地区法律。

关于案涉不动产权属认定，台湾地区法律中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在2020年10月15日之前，林某与陈某并未约定夫妻财产制。根据台湾地区民法第1005条“夫妻未以契约订立夫妻财产制者,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以法定财产制,为其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在2020年10月15日之前，林某与陈某应适用法定财产制。此外，台湾地区民法第1017条第1款规定“夫或妻之财产分为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由夫妻各自所有”及第1018条规定“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处分其财产”。故虽案涉不动产取得于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不动产于2019年登记在陈某个人名下，应为陈某个人所有的婚后财产。

一、案涉股权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

1、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是案涉股权本身，而非“投资的收益”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是否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应由司法据实认定，垦丰公司主张其保全财产并非法律明确规定的夫妻共同的“投资收益”而不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不符合法律意旨。

2、案涉股权并不等于“股东的权利”。一审判决认为“股权具有财产权和身份权两重属性”进而排除对案涉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亦有不妥。“股东的权利”即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向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权、经营权等系列权利。而案涉股权仅指向财产权利，属于“股东权利”的一部分，并不必然排除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

3、案涉股权的登记并非股权设立或生效的要件。股权登记仅是作为民商事主体的对抗效力。人民法院在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强制措施时，系司法执行权对私人财产的审查及限制，不能简单地将股权登记作为司法确权和执行的充分必要条件。故原审判决中认为因股权本可分别登记在夫妻各自名下而未变更登记，进而否认案涉股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于情于法于理不合。

4、对于案涉股东的所有权问题，应当由当事人举证证明。根据《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七条规定“对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难以确定的，主张权利的一方有责任举证。当事人举不出有力证据，人民法院又无法查实的，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本案中，韩某已提交两份公证书证明其对公司股权享有一半的份额，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垦丰公司若无相反证据推翻其公证书内容，则需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可认定韩某对马某名下三家公司的股权可主张夫妻共同财产。

二、若为夫妻共同财产，韩某是否需另行提起析产诉讼？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确定系争股权归属可以在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中一并作出裁判。韩某已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在该程序中确认其股份份额，另行提起析产之诉，徒增诉累，既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也有违集约利用诉讼资源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