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办理过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承揽人为一家服装加工厂，经一位长期合作的“老朋友”介绍，承接了一笔长裙与短裙的订单。基于对“老朋友”的信任，加上订单量不大，承揽人并没有与定作人签订书面的《服装加工合同》，而且很快完成了生产并如期交货。但定作人在支付完短裙货款后却迟迟不肯支付长裙的货款。承揽人多次催要无果后，只得通过法律途径以期解决。但也正是因为没有签订书面的承揽合同，该案件自立案时就受到“重重阻力”。

立案庭认为本案“缺少证明基础承揽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一度将起诉材料退回。在笔者详细梳理当事人之间关于业务交接的微信聊天记录、面辅料清单、工艺制作单等证据材料并与承办法官多次沟通后，诉讼程序才得以顺利启动。

但进入实体审理环节后，对方依旧抓住没有签订书面承揽合同的瑕疵，提出订单是发给那位“老朋友”的，而非发给我方当事人进行生产加工。并且长裙的货款也与那位“老朋友”结清了，我方当事人索要加工款项，找错了合同相对方。更为不利的是，纠纷产生后，那位“老朋友”也站到了定作人的一方，作为对方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与定作人一方同执一词以对抗我方承揽人。

庭审过程中，我方当庭向证人发问关于订单操作的具体细节、服装加工的专业工艺等问题。为定作人一方作证的“老朋友”没有预料到我们会做出如此细致的发问，明显准备不足。针对我方提出的案涉订单的报价过程、完成周期及缝制工艺等问题，证人都含糊其词，无法做出准确答复。这无疑成功削弱了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争取到了法官的内心确信——该“老朋友”只是介绍承揽业务、牵线搭桥的“中间人”，实际完成生产的承揽人确实是我方当事人。

最终，本案历经一审及二审程序，判决支持了我方包括延迟支付货款利息在内的全部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