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向喜欢认为中世纪是个伟大的宗教信仰时代。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稍为有些令人误解。就它的精神生活而论，西方一一直到十三世纪为止一一可以说是依靠那个时代的本钱过活的。基督教初期的圣徒的作品中传下来的伟大基督教传统，提供了一个可供沉思和讨论之用的取之不尽的论题的宝库。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对于人生所作的解释非常适合于中世纪人们的超俗思想。基督教徒既然专心注意于向往天国的光辉，就只能认为尘世是个堕落的世界。的确，当时的历史不外乎是一篇双城记，它记述了人类的失败、宗教信仰的胜利，以及罪孽和赎罪。世间的城市国家必须按照一个合乎神意的神治国那样进行改造。这是对政治的一种悲观的看法，是切合我们对“黑暗时代”的传统见解的。
可是在圣托马斯的时代，那种悲观情储受到备方面的责难。
人们开始对自己做的工作感到自豪，怀疑他们的一切作为是否都有罪过。一种比较强烈的热情开始在西欧境内蔓延开来。新的观念和思想方法的影响正在形成以大学为中心的精神生活。对于从波仑亚传来的罗马法的研究已经枪政府和政治揭示出新的前景。
曾经长期被忽视的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又为学者所接触。一种陌生的和叛逆的哲学正在渗透过把阿拉伯世界同基督教世界隔开的铁幕。
构成圣托马斯的思想背景的哲学论争，在他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方法上直接反映出来。这不仅是个决定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能否符合基督教对人生的解释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正确地解释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以溯源于亚里士多德为标榜的阿维罗主义㈤的学说，在冲击着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哲学的基础。从亚里士多德的篇章里，揭示出把国家看做人类最高成就的新的思想，认为这种成就能为人间变成天堂开辟道路。西方基督教世界以来没有遭到这么大的危险。有些人所提出的对付办法是直截了当地恢复神权政治的基础，否认世俗国家有任何存在的权利。圣奥古斯丁的毫不妥协的两端论法并不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来防御外来的如此扰乱人心的学说。在后来的时代，在文艺复兴以后，当大部分的欧洲即将完全变成异教的世界时，新教将再度发现它是采取行动和进行改革的强大鼓舞力量。路德在心的圣堂里恢复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价值。但他也把政治的领域完全放弃给武力的统治。这不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答复。这不是圣托焉斯阿奎那的答复。
圣托马斯对阿维罗派在解释亚里士多德方面所取得的胜利，曾被人们比作五百年前查理焉特尔对阿拉伯人的胜利。它甚至被中世纪的画家们当作一件大事庆祝过。但是这幅图景还有另一方面不能不加注意。它也是对于圣托马斯的许多前辈和同时代人顽固的奥古斯丁主义的胜利。这是健全的理智和进步的胜利。圣托马斯是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及其最深切的愿望的最出色的解释者。对政治抱有比较温和的态度的某些个人宽慰的迹象，在中世纪的思想中、甚至在圣奥古斯丁的学说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的。
难道国家不是由于负有保证世间和平( Paxterma)的任务而赋有某种相对的价值吗？难道它不是上帝的神旨和善意的一种表示吗？奥古斯丁的《天城论》( CivitasDe i)的想法已逐渐变成一个彻底浸染了基督教理想的社会的雄心勃勃的纲领。而在这个时候，由亚里士多德所揭橥的关于国家的异教观念，可以用来补充那个纲领并为它提供理论基础。当然，那个观念可能包含着真理的某些不变的因素。它也许使人有可能在天性中而不是在罪孽中探求国家基础的根源。它也许会让一个好的基督教徒也成为一个好的公民。
由此看来，圣托马斯的政治理论不过是他企图把亚里士多德主义同基督教义调和起来、把希腊时代1日的然而又是新发见的智慧同基督教义融和起来的伟大计划的一个方面。我们不必在这里研讨那些使得这个升划成为可能并保证它获得成功的条件。那些条件有的是和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的，有的则和圣托马斯的整个哲学体系相投合。可是所有的条件都反映了托马斯思想中的一些很突出的特征，即对于平衡的真正人文主义的理解，力求在相反的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均势的不懈的努力。
首先是关于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关于那个在人类活动和思想范围内必须归因于政治的部分。怎样才能把《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理论同基督敌对于人生的解释调和起来呢？圣托马斯的第一个答复是仔细地区别知识和行动的不同范围。如果我们要想了解这位中世纪哲学家准备在什么意义上接受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无上重要这一想法，我们就必须经常记牢在《<政治学>诠释》的导言中所强调的纯理论科学和实用科学之间的区别。Ⅲ沉思的生活与活动的生活之间的区别是《神学大全》的基石之一，我们也必须加以注意。不论多么重要，政治并不是人类智慧和行为的定论。人的最终目的、即无上的福祉(Perfectabeatitudc)，只有在来世才能达到，并将完全在于沉思。在今世，敦品励行和享受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也不过是追求真理的助力。这就是拒绝按现代的涵义来解释写基督教其余的精神生活有别的政治。
其次说到政治的性质，以及研究政治的全部用意。在这方面，《<政治学>诠释》也是能给人以启示的。政治的艺术只不过是一种单纯的技术。它不能够并且也不应当纯粹凭它的成就、凭效率和成功的标准来加以衡量。这是因为政治经常包含一种道义的责任、一种深谋远虑、一种决定、一种选择。它不是一阴纯粹注意实用的学问。它是伦理学的一部分。这里不容许像现代这样推崇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虽然对于领导地位本身是予以适当的重视的。事实上，审慎是一种美德一一有效的会议和正确的决定所具有的美德一一并且这种美德只有在人们的领导工作中才能发出最灿烂的光辉。这意味着干练的政治家留有广阔的活动场所，但这并不是诅，因为他有技能，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正当的。圣托马斯的“政治上的审慎态度”同马基雅弗利派的“为了国家起见”(raison d etat)的说法并无多大关系。它所说的是手段的选择，但手段是从属于目的的，而目的是个道德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公共幸福，其价值高于个人和一家的目的，并且它也就是政治的应有的目的。
总观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力图兼顾自由和平等的倾向，这种兼顾借助于把社会结构划分为两大部分来进行。确实，自由与平等虽有矛盾的一面，但也有一致的方面，而罗尔斯强调的正是这种一致的方面，故而他在第一原则中强调一种平等的自由，而在第二原则中又强调一种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并反对以强迫或剥夺违反个人基本自由的方式去达到财富和收入的平等。至于它们矛盾的一面，他试图通过领域的划分和优先规则来调和。所以说，在罗尔斯那里的社会正义，实际上就是意味着自由与平等的调和。而由于罗尔斯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由于这种自由在那里实际上已成常识，他对平等的强调就显示出更重的分量。